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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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5期）于线上举行。百度财经APP、新浪财经、网易财经、WIND、凤凰网财经、和讯财经、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网、好看视频、南都直播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百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知名经济学家温铁军、叶兴庆、张琦、毛振华、汪三贵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四方面内容展开：

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二、相对贫困的标准；

三、相对贫困的状况；

四、相对贫困的瞄准。

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报告首先分析了中国脱贫攻坚的胜利意味着什么，汪三贵教授指出，脱贫攻坚的胜利意味着绝对贫困的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是指人的基本需求，诸如吃、穿、住、饮水、教育、医疗等方面没有得到满足，主要是指人缺乏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资源。正因为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所以我们提出稳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这是我们中国脱贫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此外还要保证收入超过贫困线，去年的标准为人均收入要超过4000元，并且吃穿住、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每个方面都有相应标准。

绝对贫困的解决确保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尽管全面小康有差异，但底线是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的生活需求。全面小康建设就卡在还有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状况下，2012年时还有9899绝对贫困人口。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全面小康就不能建成，所以脱贫攻坚意义重大。

国际上有一些声音，声称中国的脱贫标准不高。国际上参考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最低标准是1天1.9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而中国的贫困线相当于每天2.3美元，比这一标准要高出20%。但这一标准只是按收入转换，中国脱贫更重要的是“两不愁、三保障”的稳定解决。而很多贫困家庭得到的好处是没有算在收入里的，比如危房改造的家庭是几万元的补助；在医疗报销方面，贫困人口比非贫困人口报销比例要高得多。如果将这些纳入到收入中，那么我们的脱贫标准是要远远高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标准的。

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等于一切贫困都被消除。美国现在还有4000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12%；英国的贫困人口在1000万左右，占人口比例约为15%。很多发达国家仍然有贫困问题，并且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我们。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贫困定义和我们不同，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的贫困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的核心概念不是考虑是否解决温饱等基本需求，而是和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比。收入或支出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到一定程度就是相对贫困人口。

二、相对贫困的标准

要探究相对贫困的标准，就需要了解制定相对贫困标准的原则。首先，要顺应贫困性质的转变：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包括贫困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进一步快速增长。其次，应当统筹城乡贫困治理：在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背景下，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不只存在于农村，而是农村贫困和城镇贫困并重，应统筹解决。再次，标准的制定要有利于实现国家反贫困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并提出“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最后，应逐步接轨国际贫困标准：国际惯用相对贫困标准主要以收入贫困为核心，我国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区域发展不均衡，相对贫困不仅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非收入维度的发展差距也是相对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

对于相对贫困标准的设定，存在这样一个可行方案：在精准扶贫阶段，除了收入以外我们已经考虑到多个维度，“两不愁、三保障”至少是五个维度。我国还应该采取多维的方式，还是要延续精准扶贫阶段“一维划线，多维识贫”的做法，要考虑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要以收入作为基本的维度，同时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

那么这一标准主要包括哪些维度呢？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定义。我国主要看现阶段对人民生活状况影响比较大的，并且还要有可测量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确定了六个维度：收入、教育、健康、就业、社会保障、生活环境，每个维度的指标数量不同。然后确定了维度的权重和临界值，以收入为例，需要有一个相对贫困线，低于这条线在收入维度上就是贫困的。

相对收入贫困线的设定可以借鉴国际惯用的收入比例法，设为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或平均数的一定比例。考虑到平均数易受极端值影响，建议采用中位数。并且这一标准的设定关键在于比例值的确定，要遵循“既不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又能客观反映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国际上，一个国家或地区通常采用全国统一标准，并不对城乡进行区分。考虑到我国尚处于相对贫困的初期阶段，我国相对收入贫困线不能机械套用国际标准，建议进行城乡分设并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这一比例值。

这一相对贫困标准设定以后，需要根据时间、贫困情况的变动从以下两方面对这一标准进行调整：一方面是相对收入贫困线的调整。既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例如五年）固定比例值，每年根据上一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调整下一年的相对收入贫困线，然后循序渐进地提高比例值，最终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贫困治理成效则通过相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幅度来体现；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例如五年）固定相对收入贫困线，每年根据物价指数进行调整，然后循序渐进地提高比例值，最终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贫困治理成效则通过相对贫困人口的减少幅度来体现。另一方面，根据贫困形势的不断变化，按照“能够合理反映相对贫困群体同社会平均水平之间的适度差异”这一原则对非收入维度、指标以及临界值等进行增减、修正和完善，从而更好地识别相对贫困人口、指导贫困治理实践。

三、相对贫困的状况

借助牛津大学的“双阈值法”对我国相对贫困进行测量，可以总结出我国相对贫困的以下特点：（1）从城乡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不同角度结果不同：首先从城市角度，东中西部就业带来的贫困问题最为明显；三地区农村地区的贫困贡献因素除了就业因素之外各不相同，其中西部农村的生活环境问题较为严重；城乡两者比较的话，农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要明显高于城市。（2）从人口分布来看，相对贫困的性别差异不大，主要体现在年龄上。60岁以上的人相对贫困程度要高，达到24%，其他的年龄段只有百分之十几；此外，不健康的人贫困发生率要远远高于健康的人群。（3）从区域分布可以看到主要是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会很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的。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无论是单一指标上的贫困情况还是多维贫困情况，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相对贫困群体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若全国采用“一刀切”的相对贫困标准容易发生贫困对象的遗漏，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也是部分东部省份在绝对贫困阶段根据本省实际情况自行制定高于国家扶贫标准的原因。

四、相对贫困的瞄准

基于以上对贫困问题的分析，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区域与个体瞄准相结合

第一，我国相对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依然具有稳定性，区域性特征仍然明显，中西部地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等仍然是相对贫困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因此，相对贫困治理仍需通过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不断缩小这些欠发达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第二，由于区域瞄准的漏出性以及致贫原因的多元化、复杂化和差异化特征，个体层面的瞄准仍不可或缺，要根据相对贫困人口的不同致贫原因，采取精准化的贫困治理措施。

（二）城镇与农村瞄准相统筹

第一，能更有效、更具体地观测到城乡之间的相对差距，从而逐步精准地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均等化，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第二，能更为有效地瞄准在城乡之间流动的贫困群体，帮助流动人口获得与所在地区居民平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

（三）重点领域与重点人群并重

第一，就业机会的缺乏是导致城乡贫困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首要因素，就业保障与就业服务应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贫困治理的优先干预领域。同时，对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不可忽视的因素，政府应制定更系统、更协调的支持政策。此外，贫困群体尤其是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生活条件同社会一般生活标准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政府应投入更多资金予以支持。

第二，根据贫困治理实践与测算结果，相对贫困的重点人群是老年人、不健康者、残疾人等具有明显特征的特殊群体，未来的贫困救助政策应多向这些群体倾斜，通过分类救助，实施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满足不同类型贫困人口的需求。

论坛第二单元，关于解决低收入问题与缓解相对贫困之间的的异同以及如何缓解中国的贫困问题，各位专家发表精彩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我国大规模减贫的阶段性成功或者绝对性成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成就。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借助体制优势，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的目标。而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就业，目前就业端还是存在一些压力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我国刚刚迈过了一个门槛，要继续巩固成果，防止返贫复贫，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除此之外，在思想上也要做好调整，理清扶贫攻坚战胜利之后我国面临的形势，在思想上、在行动上、在政策上能够把巩固扶贫成果和继续深入开展减贫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克服畏难情绪及自满情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表示，相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两个概念背后的核心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在绝对贫困问题消除以后仍需要帮扶的人口。但两者还是有一些差异。我们理解用相对贫困的概念更容易和国际接轨，但相对贫困的概念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对于一部分老百姓来讲，搞不清楚什么是绝对和相对。刚刚宣布消除贫困，又冒出一个相对贫困的概念，这会造成混乱。第二，使用相对贫困的概念，偏重于政策分析，因为这个概念有非常完美的计算方法。但是我们要定义一个相对贫困标准，要框定一批相对贫困人口，不仅仅是为了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要指导我们的工作。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用低收入人口恐怕就有它的优势。总体而言，我们主张“十四五”期间使用低收入人口的概念，低收入标准采用农村低保标准，框定出这一批人口后，基本还是遵循目前的政策执行系统，把帮扶政策传递下去，也为企业家等社会爱心人士参与帮扶低保对象和低收入人口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针对相对贫困发表了两方面见解。一是贫困依然存在。虽然我国解决了绝对贫困，但贫困在新阶段的表现形态和方式有所差异。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以及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与此同时，要将相对贫困与当前形势相结合，把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两者结合起来，统一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二是关于贫困标准及区域设置。相对贫困人口标准按照城乡分别设置，以城镇和居民收入中位数的35%或者40%为宜，主报告中提出了相对贫困多维角度，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对于未来缓解相对贫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认为，“十四五”期间应该以低收入人口这个相对成熟的指标做政策依据，这样使成本相对较低，从而避免之前确定目标贫困人口那样操作带来的成本过高。此外还要考虑如何把现在习总书记所强调的“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加入到关于相对贫困人口研究以及相应政策制定之中。我们还需要认真考虑中央在五中全会以来明确提出，要把巩固脱贫攻坚的可持续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整合，其实也就是明确了要用长期的乡村振兴战略方面的各种政策贯彻，来把脱贫攻坚的成果变成一个可持续的成果。至少在“十四五”时期不再用一般贫困的概念，而是用低收入的概念，将更有利于脱贫攻坚可持续和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

接着，各位嘉宾就乡村振兴在解决农村低收入和相对贫困人口问题方面的作用以及通过实施乡村振兴计划使脱贫攻坚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展开研讨。

毛振华指出，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复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证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区域地区结构更加合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工作是一个长效机制。要以产业和就业为基础，否则乡村振兴工作很难保持下去。建议一般情况下，县城以下的乡镇不要随便布局工业，不要把招商引资的工作，特别是把涉及非农产品深度加工的工作放到乡镇去，即便是农产品深度加工也不一定要放在乡镇，而是应放在县城，因此布局工业应该以县城为中心，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力点。

关于乡村振兴还有一个重要的想法，要搞好乡村振兴，就要提出“三乡”工程，即人才回乡，资本到乡，告老还乡：之前走出去的各类务工人员实现人才回乡，为未来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资本到乡，要把农村的土地作为吸纳社会资本及城市资本、对应货币一般等价物的重要载体，宏观上还可以对冲货币发行，消减其他资产价格上的压力，包括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压力；而一些具有文化素质和社会财富的人“告老还乡”对于乡村振兴和长期保持乡村优势，保持乡村在整个中国灿烂文化中的长期吸引力和亮点是很重要的。

叶兴庆认为在我国大的发展背景下，推进乡村振兴前面特意加了“全面”两个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解决农村低收入人口问题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全面”的含义体现在区域和内容上，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使其效果能以更大的比例传递到农村低收入人口，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低保覆盖范围的扩大和政策工具的调整；第二，在新发展阶段，要通过乡村振兴让农村低收入人口更大程度获益，就要认真总结和吸取脱贫攻坚期间的做法，当然好的做法要传承，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想办法克服；第三，要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使低收入人口能够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能够打通上升通道，就要去着力提高低收入人口脱贫的内生性。

张琦完全同意通过乡村振兴来解决、缓解相对贫困的问题。之前我国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进入了新阶段，下一步就是要解决低收入人口或相对贫困的问题。总体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乡村振兴来解决未来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的一些问题。要进一步提升提高改革成果的质量和水平，这样乡村振兴才能真正解决、缓解相对贫困的问题。而这也需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1）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社会保障方面，对于有需要的城市、农村和区域脱贫地区，还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和优先；（2）要提高保障质量水平，还是要有高质量的标准；（3）在未来减缓相对贫困问题和实现乡村振兴，教育非常关键，脱贫地区的教育资源应尽快实现均等化，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应尽可能达到公平化；（4）要延续脱贫攻坚、贫困治理中的优秀经验，包括治理体系的建立、精准扶贫的思想，确定低收入人口及欠发达地区的方法等。

温铁军表示在我国有些地区市民下乡潮流正在滚滚而来，城乡融合将会是一个必然趋势。习总书记所说的城乡两个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客观上也正在变成现实。如何让农民获得长期的财产性收入，如何让产业留在县域，是需要有所行动的。如果我们只把农业当成第一产业，只把农民作为第一产业劳动力，要想让他们在资源性生产中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并且能够赶上平均收入水平，如果不改变生产方式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也要求我们关注 “三新”。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从过去产业资本阶段的亲资本，到现在亲人民、亲民生、亲环境和亲生态。在地方设计系统政策时，要根据五中全会强调的“新乡村建设行动”中的重要内容，即如何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产业县域化的收益。

此外，我们要搞的是“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而不是过去那种所谓专业性合作社。综合性合作社能够让农民得到的转移支付高达60%，这样农民的收益就不是简单的在资源性生产领域中获得的一般收入。一定要有一套成体系的改革方案，才能让农民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入，才能真正把贫困问题全面化解。在这一方面，东亚地区的日韩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的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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